從香港政改困局看本土運動的興起與爭議
- 兼論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對香港的啟示 台灣國立成功大學講座(2014.06.10)講詞
- 黃毓民
一、引言：
1. 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以來，民主化就是本土化，以台灣為主體的認同，二十年來已獲得穩定多數的支持，民眾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持續攀升。在統獨問題上，雖然因為中國的武力威嚇而變得較為保守，令「維持現狀」得到較多擁護者，但近二十年以來，傾向統一的人未曾高於百份之十。這顯示台灣主流民意擁護的乃是以台灣為本位的認同。
2. 台灣本土意識的主調，以至所要抗衡的對象，百年以來一直轉變。由一八九五年起日據時期對抗日本推行殖民主義和皇民化；到一九四七年自二二八事件起抗拒國民黨外來政權，反對白色恐怖統治；隨後在五、六十年代鄉土文學興起，反對國民黨親美並西化台灣；再到七十年代鄉土文學持續發展及相關論戰，令台灣本土意識在文學上得以鞏固，而美麗島事件與黨外反抗運動的路線轉變則在政治上為台灣認同開闢道路；然後到八十年代初「台灣意識論戰」（又稱「台灣結與中國結論戰」），鄉土文學作家之間的中國立場與台灣立場衝突正式爆發，同一時期台灣經濟起飛，國民意識崛起，而國民黨逐步解嚴，以台灣為本位的本土意識與黨外反抗運動結合，推動政治變革。近十多年，台灣在經濟上不斷與中國大陸融合，為對抗中國大陸「以商圍政」、兼併台灣，本土意識中抗拒中國的面向被進一步強調。最近的「大陽花學運」，實際上就是反對國民黨的傾中政策，本土意識進一步提升。
3. 台灣的政治發展經驗，無疑是值得香港本土進步民主派參考。但台灣本土化運動的發展是複雜多樣的，難以簡單概括。台灣人的本土觀點，在日治時期「反中國」的味道不濃。台灣認同在反對日本殖民的鬥爭中誕生，那時「中國」與「台灣」在認同上並非直接的對立，甚至中國是象徵著一個鄰近卻已分離的「祖國」。這種印象與現在台灣抗拒中國的本土意識大相逕庭。
4. 探討台灣政壇上反對力量的發展，應回溯到台灣在日據時代的抗日運動和國民黨遷台後早期的地方自治。
在本世紀初，由於西方民主思潮的影響，加上中國革命、俄國革命及世界各殖民地要求獨立的衝擊，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產生了自覺運動，向日本統治者要求自治，當時的台灣省籍政治菁英如林獻堂、蔣渭水、連溫卿等人，以議會改革方式爭取民權，並組織政黨，但在日本殖民政府的鎮壓下，台灣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僅維持了三年七個月的生命。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台灣光復。國府委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長官，從日本人手中接收台灣，陳儀是典型的國民黨軍閥，台灣在他的治理下發生「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緝私官員開槍誤殺買私煙老婦，引發全省暴亂，後陳儀被槍斃），造成難以填補的省籍鴻溝，日後的台灣政治異議者大多是台灣本省人，其故在此。
一九四九年十月，大陸淪入中共之手，國府遷台，翌年實施地方自治，首次舉辦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於國民黨初到台灣時，對地方選舉採取放任態度，在一九五一年的第一屆縣市長及臨時省議會議員選舉中，「無黨無派」（以別於國民黨候選人）的政治人物，得以贏取百分之廿四的席位，形成日後政治反對力量在地方上的基礎。
（本段引自《神州巨變與台灣風雲》，作者黃毓民，1989年7月，pp.291-292）
5. 八十年代，相當部份的香港人抱持「民主回歸」的心態，期望在主權移交的談判和過程中，實現香港的民主建設，爭取更大的參政權利。一九八九年六四慘案，香港人如夢初醒，發現自己要面對的是一個殘暴不仁的極權中國。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主權移交後，臨時立法會隨即「惡法還原」恢復公安條例、廢除工會集體談判權、取消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凌駕性地位等，「民主回歸」的夢想正式化為泡影。英國殖民者在香港建立了較為開放文明的社會、文化、制度和秩序，然而中國大陸在接管香港後，卻意欲將其較落後的那一套強加到香港身上，連相當部份的大陸遊客都有某種「恩主心態」。主權移交十七年以來，權貴階級和中共買辦盤踞香港絕大部份重要的政經位置，近年更出現嚴重赤化，內地富二代、官二代紛紛進入特區政府決策階層，中聯辦以至內地部門持續插手香港事務，公共政策不斷向內地傾斜。香港的現代文明受到嚴重衝擊之時，更接連爆出上至特首的高官貪污腐敗的醜聞，乃至親共政治組織透過新移民在選舉種人種票，影響選舉公正。
6. 更嚴重的還有兩方面。其一，是特區政府意欲「去本土化」，一方面拆毀皇后碼頭、天星碼頭，這些具有香港認同的標誌，換成具有中國特式的解放軍碼頭，另一方面又強推國民教育、普通話教育等，對香港學生進行「洗腦」，試圖消滅粵語文化。其二，是在中港族群之間的利益矛盾爆發之際，特區政府每每要到最後關頭，才心不甘，情不願的回應港人訴求：「雙非」問題嚴重到港人難以預約床位才喝停、奶粉供應因內地水貨搶購短缺才發出限奶令、幼稚園學位不足家長大排長龍才著幼稚園「港人子女優先入讀」。曾自嘆是限奶令受害者的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他的孫女也是吃香港奶粉，平時靠同事為他從香港把奶粉帶回北京)，在會見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訪京團時便主動以限奶令為例，「訓斥」問責官員推行影響內地的政策前，要多溝通、保持政治敏感度及兼顧內地人感受。
7. 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吳叡人博士，去年接受香港《明報》專訪（《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台灣本土與民主的發展之路》，2013年8月11日），有這樣一段：
如果我們意識到健康的民主體制對排解族群矛盾的重要，北京對香港民主的制約將會令香港未來更悲觀。吳叡人認為再給一點時間，本土主義在香港會變成主流。「如果中共在香港大量移民，就會把香港變成第二個巴勒斯坦，非常激烈。」其實這種大量移民已經在香港上演。「西藏跟新疆不是這樣子嗎？把漢人移到西藏就產生了族群衝突，原本並沒有這麼激烈的衝突。這是一種控制方式，把香港中國化，但這只會激起更激烈的香港本土主義。現在已經這麼多摩擦，不就是二二八前的狀况嗎？」
8. 說香港會發生「二二八」或許是危言聳聽，但中港矛盾在香港愈來愈嚴重，卻是不爭的事實。過往港台兩地在商貿上雖有交流，在政治上卻是互不關心。近年港人嚮往台灣民主生活，甚至有人同情綠營以至「台獨」論述，乃是事出有因。有人說香港要作為中國統一台灣，實行一國兩制的「示範單位」，台灣人見到香港的現況，又豈能不膽顫心驚？香港面對中國的壓迫加強，本土意識興起，一樣會受台灣本土反抗政治影晌。
二、台灣本土與香港本土之同異
1. 台灣和香港兩地的相似之處甚多，例如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在《港台命運共同 認同不同》(出自網絡平台「想想Thinking Taiwan」，林濁水的「鄉巴佬異藝錄」專欄，2013年6月21日)一文中就曾經指出，香港和台灣的共同命運經驗豐富，值得惺惺相惜︰
一、港、台都在帝國主義侵略下被北京拋棄，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二、兩地幅員人口都小，不足以做殖民帝國傾銷工業產品的市場。
三、都在殖民帝國在軟硬基礎建設上鉅額投資打下兩地現代基礎，因此陰差陽錯地因殖民統治比中國「更西化」。
四、陰差陽錯地在中國的現實主義之下，香港成為二次戰後全球中維持殖民地地位達半世紀，直到九七才收回的舉世所無稀罕例子；同時也在現實主義下，中共「八二三」炮戰後不再積極採武力解放台灣政策，又逃過共產統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而比中國保存了更多的傳統漢文化。
五、港台如同李光耀向江澤民說的「長期不在中國統治下」能在冷戰時期經濟起飛並列亞洲四小龍成員，在中國改革開放尤其因天安門事件受西方世界牴制時，提供最重要的外資和技術來源，其經濟發展模式更成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範本，而扮演「對中國巨大貢獻」的角色，從文明史的角度來看，港、台都成為西方文明和傳統中國的重要中介。
六、目前都因過度快速地和中國經濟整合，延誤產業升級，問題重重，對中國經濟發展可能貢獻的價值也降低。
2. 香港產業單一化，倚靠地產炒賣、金融投機、大陸自由行的禍害甚深，香港必須要有自己的實業。回歸十七年以來，特區政府及親共陣營言必中港融合、背靠大陸、配合祖國發展，無視香港實際需要；梁振英上台後更是變本加厲，為加強大陸對香港的箝制，不惜擴大自由行加重包括租金及運輸系統等社會產成本，讓大陸逃逸資金搶購香港房地產，這換來微不足道的經濟增長，卻間接迫死無數本地產業。香港要拒做大陸的附庸城市，擺脫被動的局面，自立於世界，就必須痛定思痛，效法新加坡振興第二產業。資料顯示，香港的第二產業只佔GDP的7.1%，不及東京、紐約、倫敦、巴黎的10%以上及北京的20%。與香港同是彈丸之地的新加坡，其第二產業卻達GDP的27%，其中製造業又佔20.4%。同一時間，香港的製造業只佔1.6%，這是必須改變的。
3. 香港目下的本土意識的興起，其實很像台灣上世紀走過的路。不同的是香港慢了好多年。人們不禁要問的是，既然台港兩地有種種相似之處，為何香港的本土主義運動卻比台灣遲幾十年？台灣中央研究院吳叡人在《台灣本土與民主的發展之路》(明報，2013年8月11日)亦有所論述，本人讀後，匡補闕遺，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原因：
原因1：英國人實行「善治」
吳叡人指出，英殖民模式遠比日本和國民黨「聰明」，英國人實行「善治」，對本土文化盡量放手不管，例如不打壓粵語、以行政吸納政治減低管治成本等，相對自由地容許多元本土的生成。「有自由無民主」的體制下，香港人沒有明顯的被壓迫，也就產生不了悲情和明確的身分認同，結果香港人停留在模糊的文化認同，衍生不了明確的政治身分，即使六十年代曾一度冒出港獨，也只是曇花一現。
這是十分準確的觀察。「六七暴動」之後，英國正視殖民地政府不得民心以及貪腐的問題，故此破格派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來港改革。麥理浩在港的德政可分成兩部分。第一是在經濟民生方面引進凱因斯主義，政府動用公帑大興土木，建造利民的基建工程，例如十年建屋計劃、開拓新市鎮、地下鐵路等，它們既創造就業機會、刺激經濟，亦直接改善本地民生；另外政府加強對市民福祉的照顧及保障，例如九年免費教育及公共援助計劃（今簡稱綜援）等。
第二是建立廉能政治。麥理浩沒有還政於民，但設立澄清吏治的政治防腐機關，加上健全法治及勇於面對民間對政府不滿的情緒，回應社會運動訴求，彌補欠缺民主的不足。例如中文運動促使政府立法，令中文與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百里渠報告》促使麥理浩下決心成立獨立的廉政公署。後來核數署（今稱審計署）引入制訂衡工量值審計準則，及申訴專員公署成立，都是廉能管治哲學的延伸。
原因2：台灣與中國切割，香港比台灣複雜
吳叡人指出，台灣的本土很早就有一種與中國割裂、以台灣為共同體的論述。他指出台灣從來沒有發展出很強的中國民族主義。二十世紀初，台灣的林獻堂與林幼春跟梁啟超見面，請祖國幫台灣脫離日本，梁斷然拒絕，要台灣人民自己抗爭。當時中國自顧不暇，日本也把台灣跟中國分得很開，台灣民族主義是在中國拋棄和日本殖民下為了自救產生的。一九三○年代台灣本土除了要求民主外，文化上還發展出文化本土主義，用台語創造文字、鄉土文學，受到日本人遏制。另一方面，日本推行皇民化政策的同時又沒有給予充分的公民權，間接造就了台灣人的認同。結果「台灣人」的概念雖然不清晰，卻衍生了一浪接一浪抵抗他者的身分運動。
吳叡人認為，香港一方面比台灣簡單，另一方面比台灣複雜。台灣久歷多國殖民，外省、本省、原住民關係盤結，族群對抗更一度成為撕裂台灣的政治力量；香港有少數族裔、新移民問題，但主體還是多元華人社會，族群矛盾不如台灣嚴重。然而香港的困境是難以與中國全面切割，政治上難以抵禦中共在明在暗的控制，經濟上難以排拒紅色資本，情感上也難以做到與中國切割。
本土運動舉步艱難，港人不時疑惑關懷本土是否也包括中國內地的人權民主？有時甚至搞不清楚，究竟港人的「命運共同體」，是香港，抑或是整個中國大陸。
原因3：香港民主派的大中華情結
香港民主派的大中華情結，有某種中國本位的傾向，長期壓抑香港的本土意識，這點我們將在五區公投和六四爭議的部份探討。
三、 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與爭議
1. 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許多論述會回溯自二○○四年利東街保存運動與○六、○七年的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運動。兩場運動中，面對資本的入侵與專權政治的肆虐，本土意識是藉著保存老社區、捍衛歷史地標、守護集體記憶而形成。從廣東穿越深圳進入香港的高速鐵路計劃迫使新界上水菜園村面臨拆遷，繼而激發抗爭。雖然在抗爭主題並未太強調本土意識，但大陸高鐵貫穿香港，也可視為北京支配香港之權力圖像。保衛菜園村運動中，香港的新世代「八十後」，登上了抗爭的主要舞台。
2. 二○一一年起，香港的本土意識呈現出另一種面貌。由於中國人來港搶購奶粉、「雙非孕婦」（夫妻雙方俱非香港永久居民）霸佔產房床位，加上諸多生活上的摩擦（陸客在港隨處便溺及不守秩序、D&G事件、車廂進食事件，以至孔慶東辱罵港人事件），以及陸客大手筆買入香港物業，令香港樓市升溫，租金上漲，港人居住艱難，致使部分港人指稱中國人為「蝗蟲」，引起不少風波。學者陳雲提出的《香港城邦論》，正式將香港的本土意識帶往政治訴求的層次。台灣政治評論人張鐵志在台灣《蘋果日報》的文章（《香港的本土有兩種》，2013年07月16日）提到「香港的本土有兩種」。他認為保衛利東街與天星、皇后碼頭的，抵抗政治權力與地產資本，是偏左翼的一種；而「蝗蟲論」與陳雲等人帶有族群色彩的政治運動，則屬於所謂「右翼本土派」。
如果撇開左右翼的標籤，我們或許可以說前者是重視鄉土保育與民主規劃、反對與大陸融合的本土派；而後者則是重視香港利益優先，主張在文化發展、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多方面，實現更全面的中港區隔。後者也就是今天香港主流的，較為人所熟識的「本土派」。
3. 「本土派」的出現，乃是物理的必然。
4. 在與內地高度融合下，香港漸漸「大陸化」。自由行和雙非孕婦問題所引起的種種問題，令港人感到憤怒。中港矛盾除了牽涉到鄉土保育與政治改革，更涉及族群間的利益分配，其主體是更廣泛的香港市民。當中港矛盾涉及族群問題，主張普世價值的左翼就都不敢碰，於是便出發展了新的本土派，對現實問題作出回應。
5. 至於香港的傳統民主派，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就曾用「狹隘的大香港主義」來貶抑本土意識，正如香港評論家李怡指出：「由於歷史原因加上現實政治的考慮，溫和民主派大都有中國情意結。他們一方面支援大陸人維權和爭民主，認為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會有民主，另方面又把香港民主寄望在中共的恩賜上。對於香港本土權益被侵害引起的抗爭，他們大都袖手旁觀。他們支持來港一年的新移民可以領取綜援。立法會本土派提出『港人優先』的動議，遭大部份泛民議員和建制派聯手否決，22名泛民議員開記者會，提出『反歧視、反分化、反排外』口號，譴責本土派議員將中港矛盾歸咎大陸人和新移民。這些排斥本土、尋求恩賜民主的觀念和做法，本質上是非民主的，無法凝聚民眾參與抗爭是很自然的事。」（《欣羨太陽花，不要淪為豆腐花》，李怡，蘋果日報，4月2日）
6. 如果要對香港本土派有初步的了解，我們可以引用香港社運人士葉寶琳與《城邦論》作者陳雲在Facebook就「光復上水站」行動的隔空對話作為引子。事實上，大部份對中港矛盾的分歧，都涉及同樣的思路：
葉寶琳：同你講現實，你行動得一日，明天後天大後天水貨客仍然會在上水站排長龍，你有過百人，點解唔去爭取下香港有番自由行審批權？同你講倫理，任何人都可以有佢的自主方法同權利去賺錢，沒有誰比誰高尚，你兇神惡煞趕人走，趕走一小班人卻輸掉港人素質，值得嗎？香港人需要對準槍頭爭取自主：要有審批居港權的自主權，要有審批自由行數目的自主權，要有邊境和土地規劃的自主權；而不是大鱷唔打打蝦毛。
陳雲：這些左膠，根本昧於時局：只要港人奮勇出手，政府就要善後補救。沒有這些勇猛行動，港共根本不會理會你。爭取審批權，我沒提過嗎？提過N次了，有效嗎？去哪裡抗議啊？如果不是用街頭抗議，用公共秩序為後盾，向政府施加壓力，港共怎會理睬你啊？
至於那些大陸水貨客，他們是犯法的走私漏稅者，觸犯國家法律，左膠居然要包庇他們？驅趕滋擾香港公共秩序和社會民生的犯法走私客，竟然是輸掉港人質素？難道任由走私客推撞、霸佔公共空間而不作聲，就是高質素的香港人嗎？告訴你，那是任人魚肉的懦夫！你們左膠要做懦夫，請便，但請你們不要再大放厥詞，迷惑香港人！
7. 有論者擔心吹捧本土會帶來族群仇恨，走向民粹甚至法西斯，有違普世價值。吳叡人在去年八月《明報》的訪問中，認為這種仇恨政治在台灣也曾出現，不過只是過渡階段，不必過分擔心，但民間要以普世價值監察本土主義，成為「進步本土」。更重要的，是依賴一個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規範躁動不安的民族情緒。他指出：
「所有民族主義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它跟自由主義的關係是什麼。Isaiah Berlin提出liberal nationalism，當兩者衝突時，是自由主義還是民族主義優先？對於進步民族主義者而言，兩者可以並存。我認為陳雲提倡的只是過渡，這個階段矯枉必須過正，他故意這樣說。如果我沒有理解錯，他目前是香港優先，不是說人權不重要，事實上在政治哲學也有討論分配正義有沒有可能在全人類之間實現，還是只是特定範圍。英國政治哲學家David Miller支持公民民族主義，社會福利必須限制在一個有邊界的社群之內。我認為香港會慢慢形成一種混合主張，台灣現在就有了，我這一派自稱為進步本土主義，簡單而言就是以普世監察本土（universalism checks nativism）。」
對於近年冒起的港獨、城邦自治、戀殖、甚至「港人港地」等，吳叡人認為其實這可以視為本土趨向政治化的反射，而提出港獨也不一定引致獨立，它只是以此作為抗爭符號，藉此建構一種對抗中國的港人身分。至於有香港人高舉龍獅旗，吳叡人表示並不感到意外﹕「這種歷史意識非常重要，民族建構需要族譜。你要知道從哪裏來，才知道要往哪裏去。」
8. 吳叡人認為普世和本土其實並非水火不容，香港要發展一套有道德承擔同時有現實面向的本土論述，當務之急是理順它們的關係，他說的「普世牽制本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舉例說，當我們談普世價值必定要捍衛自由民主，但不一定要追求無國界、無限度開放邊境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正如我們不需要以香港的有限資源，比如奶粉，分配給內地人。普世價值也切忌空談，單談普世並不能消解實實在在的仇恨情緒，必須透過政治制度體現出來。如果目前的族群矛盾源於資源分配問題（如奶粉、學位、孕婦床位、單程證、雙非等），我們只有提出一套既符合普世價值（而非世界主義）又維護本土利益的政治經濟藍圖，才能和現時當權者和激進本土的論述競爭。另一方面，本土亦不可能只流於感性、空泛和仇恨的情緒，它必須依賴一套完整堅實的政治經濟論述，套用吳叡人的用詞就是世俗化。當中重要的一環，是認識（或建立）香港在地緣政治下的經濟優勢及抗爭本錢，並組成影子政府準備執政，藉此打破社運長期處於被動回應的狀態。
9. 將來爭取民主自治大功告成，後現代主義可用之於監察香港的本土意識，避免本土意識變質為狹隘沙文主義，或者空洞的民粹主義，進而侵蝕公民社會所應有的公共理性與反思性，反過來吞噬了民主。但若在成功前，我們坐視中共及其代理人蠶食啟蒙階段的香港核心價值，仍以後現代思想為主導，我們的抗爭運動只會是建基於沙土之上，亦有如當下的左翼社運，在本土及反共議題陷於被動和進退失據。
10. 本人想強調一點，香港主張「中港區隔」的本土派內的論述其實也有階級觀點，例如近年激增的流動人口所帶動的經濟收益，大多數是先流入地產商口袋，大業主次之，繼而是各連鎖零售集團的管理層，最後才到中層以下的員工，正是典型「滴漏效應」經濟結構，而到旺區消費的陸客多是高檔消費者，示威針對他們也不算是向弱者抽刀。社運人士把所有矛盾訴諸全球財富分配不平等（這一點本人並無異議），卻逃避現實世界中各種其他客觀存在的矛盾，也許都是另一種「簡化又狹隘的想像」。
11. 要透過福利進行財富再分配，國家行政手段乃不可或缺，這亦要依靠本土意識去支持；國際派立場並非有誤，事實上，現今不少社會行動如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均具跨國特質，但在財富再分配，必然以在地政府的公權力為手段。
12. 故此，本土意識與左翼思想並不一定存在對立，本土訴求，需要關注本地貧窮問題，以維持本地政治穩定性及社會團結；對大部分中下階層來說，本土權益就是切身權益，另一方面，左翼社運，不能沒有本土意識，尤其有關財富再分配一環，受社會安全網保障的資格是需要釐清，畢竟資源從來都是有限的，香港出現之雙非孕婦及限奶令問題並非偶然現象。
13. 所以，若社運人士以歧視新移民為由質疑審批權訴求，根本就未有深思其間關係，香港固然並未擁有獨立主權，但從政治體系至主要意識形態均自成一格，如果人口政策無法擺脫中共的控制，族群矛盾無可避免；以政治正確為由去本土化，本身就是錯誤失焦，而此論點之推演，令社運人士說法與中共不謀而合。
14. 左翼政黨抬頭，左翼思想在本港公共領域中，一度脫離中共政治論述之桎梏，但弔詭的是，這道枷鎖因為西方後現代思潮的影響被重新套上；要解除此魔咒，令本港政治有健康發展，左翼思想需循新方向發展，左翼本土化會否出現，尚待觀察，但港人對中港兩地融合未見其利先見其害的情緒反彈，本土運動漸成氣候，已不是人們主觀意志可以轉移的！
15. 在西方社會運動中，有一種抗爭名為「重奪街道」，以非暴力方式佔據主要道路或高速公路以進行群眾集會，還道路使用權於民，過往社運界也有人評論七一遊行時引用此模式。若社運界不滿「驅蝗遊行」言辭過激，為何他們不另組「重奪街道」遊行，阻塞廣東道行車線以「衝擊消費主義」及「抗議官僚資本揮霍人民血汗錢」？社運界曾站出來反對自駕遊，近來卻刻意對本土議程保持距離，他們應以實際行動走出另一條本土抗爭之路！
四、「五區公投」運動的本土意義
1. 二○○八年立法會選舉後，香港民主派陣營分化為溫和與進步兩翼，進步民主派利用「議題設定」、議會及街頭抗爭，開拓與轉化政治光譜，在二○○八年、二○一二年兩次立法會選舉，重挫溫和民主派（民主黨） 。進步民主派策動「五區公投」、振興本土意識，則是兩個重要而促進社會進步的主張。
2. 二○一○年「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是香港本土史上首次公投運動，亦是本土民權運動之起點。
3. 「五區公投運動」，是由○六年成立的激進組織社會民主連線與代表法律專業人士的公民黨兩個政黨於二○○九年聯合發起的政治運動，在五個香港立法會選區，即香港島、九龍東、九龍西、新界東及新界西，每區均派出一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辭職，因而出現五個空缺議席，令特區政府必須按照香港《立法會條例》進行補選，兩黨將之定名「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由於香港並沒有公投法，如果要體現「直接民權」，將「香港政制發展的決定權還給人民」，就需要利用辭職再參選的手段，來製造變相公投（de facto referendum）的事實。「五區公投」最先由社民連（本人時任主席）提出，並主張以「2012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作為單一議題，後來與政治取態較溫和的公民黨商討後，改以爭取「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作為選舉的單一議題，並以「五區公投、全民起義」作選舉口號。在其它泛民主派拒絕參與，建制派杯葛，中共及特區政府打壓下，補選投票於5月16日舉行，約有58萬人投票，總投票率為 17.1%，結果五名辭職議員以大比例得票贏得議席，重返立法會。
4. 香港人面對的主要問題，就是一直被剝奪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一九八○年代中英談判，中共堅拒「三腳櫈」（代表中、英和港）的談判安排，不容港方代表有發言權。《基本法》由草擬到敲定，成為中英角力的舞台，香港人被排除於這一份社會契約的制訂，顯然是不合乎「主權在民」的要求。
5. 由中英談判到簽署聯合聲明、基本法草擬及頒布、臨時立法會成立、廢除兩個市政局、人大多次釋法、內地入境人口∕單程證審批權、CEPA、各種各樣大型基建、到擴大自駕遊，香港人每次都是旁觀者，未曾參與任何「簽約儀式」。香港要擺脫這個不斷「被簽約」的命運，拒絕繼續任人魚肉，就要回歸本土民權，而「五區公投」，就是香港本土首次貼近港人自訂契約的這個目標的嘗試。
6. 在這個意義底下，雖然二○一○年的「五區公投」運動並沒有高舉「本土意識」的大旗，然而闡揚和體現本土自主自決，與今天的本土運動的精神是一貫的。
7. 為什麼「五區公投」在過往未曾出現？旅美香港學者孔誥烽教授的《新民主運動 新在哪裏？》一針見血指出了「五區公投」運動的意涵：「香港新民運誕生，是因為不少人看到好學生參政式的舊民運已前無去路。」
8. 二○○九年民主黨反對「五區公投」運動，乞靈於所謂「圍城偏安」論，逃避香港人民命運自決，該黨主席何俊仁在二○○九年十二月九日香港立法會一次由本人提出的「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的動議辯論中如是說：
我覺得民主派今天應該做的事，其實是有需要穩守23票的否決權，在議會裏繼續爭取與政府談判及與北京對話，以及在民間繼續推動羣眾運動、彰顯民意，以及爭取民主。沒錯，我們進行遊行、集會及絕食等公開抗議的行動雖然已有二十多年， 但大家不要以為這些抗爭沒有作用。如果沒有以往二十多年的運動來保衞我們的公民社會，以及捍衞基本自由和權利，恐怕香港今天已變成澳門化或深圳化了，甚至是第二管治隊伍早已上台，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制定的法律亦已橫行無忌。所以， 我們千萬不要輕看自己以往所作的努力。
且看看我們今天的局面是怎麼樣的。在解放軍圍城的偏安格局下，民主的抗爭無法不顧及環境的局限。我們既不應因為一時的偏激浪漫而盲目冒險，孤注一擲，亦不應因為缺乏毅力意志而輕易棄局，集體辭職。
9. 牛津大學出版社在一一年初版的《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第三十八章「是誰出賣香港的民主？」四百三十七至八頁的段落，司徒華是這樣夫子自道的：「……我看準了時勢，認為中方會接受我的建議(改良方案)。原因……（是當時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接管香港事務……他在二○一二年，就會接替胡錦濤……假如這次他所主理的方案被否決……身為主管港澳事務的人，對他的威信打擊很大……民意反彈會更厲害。為着事情可以比較平和的發展，習近平會給這個方案通過。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機會，在鬥爭中，能贏多少就多少……」
10. 司徒華曾經看好的習近平(傳聞是由他拍版支持梁振英上台的)大權在握後，對中國大陸及香港都是行鷹派路線。
11. 強大的民主運動，是爭取民主普選的必要元素，但民主黨和代表溫和民主派的終極普選大聯盟自二○○九年以來便把焦點放在與中共談判上，甚至不斷誇大了談判的實際成效。香港科技大學成名教授曾撰文指出：「從09年的11月至今年的6月政制諮詢和變相公投爭議期間，民主黨高層似未有大規模、認真、有組織的動員黨員以及友好團體，向市民宣傳民主的價值以及功能組別的禍害；民主黨的區議員亦缺乏動力在上述期間舉辦活動，鼓勵市民支持民主。(略)在泛民政黨中，民主黨是擁有最多區議員和地區網絡的一員，長期忽略對市民的民主教育，以及動員他們參與民主運動，不單無助壯大民主力量，長此下去，亦會增加部分支持者的政治無力感，減少他們對民主的熱誠。」(《香港民主運動的分歧——談判抑或群眾動員？》，科技大學副教授成名，2010年9月23日)
12. 無論是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抑或元老司徒華，都不能否認北京政權由始至終沒有答應取消功能組別，也未曾承諾二○一七年的特首選舉不會篩選候選人，對普選的提名權與被選權更是隻字不提。這也是導致今天的政制困局的原因，民主黨形容他們的「改良方案」是打破了政制僵局，不啻是欺人之談。
13. 在共產黨積極杯葛、民主黨消極抵制下，「五區公投」雖然只得百分之十七的投票率，但作為群眾覺醒運動，依然是成功的。「五區公投」作為新民主運動要挑戰的不單是中央、特區政府與資本家的聯盟，還有民主黨人士二十多年所鼓吹的「圍城偏安」論、妥協論，以及投機取巧等等政治習性。這些政治習性，不就是令到香港本土民權運動不振的原因嗎？
14. 二○一○年五月十六日，五十萬人不計成敗，投下良知一票，可以說是繼○三年五十萬人上街後最重要的政治運動。成名教授對此有相當中肯的評價：
變相公投運動具實質成效
(1) 變相公投運動的核心目標之一是全面廢除功能組別，至「余曾辯」當日(2010.6.17)，已有多達71%市民同意在2012年或2016年取消功能界別。
(2) 在變相公投運動直接或間接影響下，公眾愈了解政府原有的政改方案，便愈傾向不支持此方案 （2009年1月：71%市民不明白政制方案，只有31%反對政府的行政長官方案；至2010年6月：不明政制方案者降至66%，反對建議推選行政長官方案增至43%）。
(3) 同樣，在運動直接或間接影響下，有最多市民（33.7%）認為，若整個政改方案最終不獲通過，中央政府要負最大責任。認為泛民主派和特首要負最大責任的，分別只佔27.5%及19.3%（2010年6月8至10日進行的調查） 。
(4) 藉主流媒體，「余曾辯」把政改議題向廣大市民曝光，令公眾更排斥特區政府所提出的不民主政改方案。辯論後（2010.6.17）當晚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更加反對／減少支持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有44.8%，而更加支持／減少反對該方案的只有19.6%。
(5) 另一個更令特區和中央政府頭痛的問題是，相較其他組別，年輕及教育程度高的人士，明顯地更支持民主運動。在變相公投投票的選民中，有45%擁有大學教育的學歷，遠遠高於全港人口中曾接受大學教育的比例。同時在是次選舉選民中，有25%的年齡是介乎18至30歲，是各年齡組別中投票率最高的一群。同樣地，在評定「余曾辯」誰獲勝的問題上，年輕及教育程度高的人士分別較年齡較大和教育程度低的人更易認為余若薇獲勝。浸大所做的調查同樣發現，18至30歲的組群，是各年齡組別中，對生活最不滿的年齡群。他們特別不滿曾蔭權在處理貧富差距、民主改革和制定政策的事情上，對不同持分者有欠公允。
變相公投運動推行時，面對重重制肘。首先是缺乏絕大部分親建制選民（2008年立法會選舉超過50多萬）的投票，另外是中央和特區政府大規模的負面宣傳；再加上除港台外電子媒介的冷處理；特首和所有問責官員班子又在接近投票日前高調杯葛投票等等。雖然面對如此排山倒海的攻勢，但公社兩黨和大專2012仍獲得總共50萬選票。這個數目與公社兩黨在2008年的36萬票相比，增長有16萬之多。這次公投聯盟所表達的信息，正是一股脫離「圍城偏安」心態，願意以行動向中央爭取民主普選的積極力量。
五、本土運動的興起與六四爭議
1. 支聯會長期壟斷整個在香港的六四紀念活動，其晚會程序的公式化，及支聯會內的中央集權，早已有不少參與群眾微言。
2. 去年開始，本土意識抬頭。支聯會又訂下了莫名奇妙的「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口號，劣評如潮；接着陳雲在「面書」上發表《悼念六四，必須民間化，支聯會必須要與民主派劃清界線，否則港人不應參加六四晚會》一文，一石激起千重浪，但批評的回應，不是沿用以往「出席燭光晚會與否，乃人禽之辨」的道德批判老黃曆，就是索性扭曲議題，將杯葛支聯會的言論，都扣下了「遺忘六四」的帽子，對陳雲進行人格謀殺。
3. 比對「愛國愛民，香港精神」這句口號，當年八九民運後香港也有一句類似的口號：「中國無民主，香港無前途」。六四之後就變成了「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沒有民主」的失敗主義論述。民運期間，香港人的心理狀態是十分複雜的，借孔誥烽在「面書」的說法：「八九六四是香港人主體身份建立的一個重要標誌，雖然它同時有催生香港主體意識（即對“開明中共”的幻滅）和壓抑主體意識（即是將香港民主化與大陸民主化綁在一起）的矛盾效果。」另一方面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那是對自己「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覺醒。
4. 當年街頭上所聚集的民氣，是爭取全面普選及把民主運動本土化的黃金機會，最後竟因為司徒華誤信殖民地政府的心戰，在這歷史轉捩點，把「三罷」取消，結果是民氣自行消散，未能將支援國內民運的能量轉化為本土抗爭的力量，民主運動無以為繼。結果港人的民主覺醒淪為中英之間討價還價的籌碼，或者變為將民主派送入議會的選票。
5. 香港與六四，一直帶給人們兩種印象。第一種印象，是香港人的中國認同很強，這在台灣人的心目中最為明顯。
6. 六四當年，台灣人和香港人有著不同的反應。對台灣人來說，六四最大的意義是與中國劃清界線，認清中共的極權本質。台灣社會普遍認為中國是否民主再也跟台灣無關，台灣要走自己的民主之路。這除了是因為有台灣海峽的地利可守，也有得到美國非明言的「保護」，而最重要的，是台灣的本土意識已經興起。香港則恰好相反，因為未能擺脫依附強權的心態，對六四的自然反應，就是要促進中國民主，並寄望因此而令香港的民主受惠。香港人關注汶川地震、溫州動車、李旺陽、劉曉波、艾未未，在台灣人看來，香港人毋寧是太中國化了。
7. 台灣政論家林濁水就曾以「神奇的香港六四」形容對港人悼念六四的感慨。他認為六四雖遠在北京發生，香港人卻認為那是「我們的事」；當年亦發生「千島湖事件」，在地理上更鄰近北京的台灣人，卻清楚地區分出一件是「我們的事」，一件不是。他認為，香港人把六四當自己的事，是因為香港人認同與中國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台灣人對六四無感則是因為台灣人「命運共同體」的認同和香港人不同，自認為是「台灣人」，不和中國一國。
8. 香港與六四給人的第二種印象，就是支聯會二十五年來裹足不前，這種印象在香港人心目中最為明顯。對於這種現象，香港政論家安徒在《告別六四猶如告別自己》(明報，2013-6-2)有很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9. 香港政論家安徒（為筆名，實為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去年撰文時翻查自己二十多年前的文章，其中一篇在《信報》發表，題為《哀哉「偏安論」》的文章，記載了他當年如何觀察民主派：
「恐共情緒瀰漫底下，無論是民主派還是保守派，都以中港隔離作為他們的最高綱領……特別是民主派，就一直在中國國內政治問題上，顯得異常低調，甚至是有關香港居民利益的事件，諸如釋放劉山青的問題，他們也幾乎不置一辭。大家如非善忘的話，應記得學運發生之前不久，民主派在天星碼頭熱熱鬧鬧地各自輪流絕食五十小時之際，在立法局門外的一角，卻靜悄悄地有甘浩望神父為呼籲釋放劉山青絕食整整七日。民主派人士究竟有多少個曾走過來看望？」
在另一篇題為《何物「情意結」？》的文章， 安徒寫道：
「民主派和李鵬飛都在煞有介事地討論港人的『六四情意結』問題。李鵬飛叫人放開懷抱，看看中國的各方面，不要老盯着六四『一件事』。而李永達就說，我們要承認港人有此『情意結』，中國要明白，港人是有這種自由去宣泄，這是港人自由生活方式的表現，沒有大害。（然而）有趣的不是遊行示威真的有沒有害，有趣的是領導這些示威抗議的政治人物，可以直率坦白到這個地步，將自己的行為僅僅視為宣泄，是社會的安全活塞，是精神官能症（情意結）的集體自療。六四情懷只是一場病。」
10. 安徒徵引上述舊文章的目的，是要指出以民主黨為核心的支聯會，其實無論在六四前後，都沒有真正對中國政治產生興趣。文章指出民主派參與八九民運只是偶然，他們原來就反應遲鈍，後來在運動不斷升溫，才追隨一些先知先覺的激進小團體，急不及待地響應介入。他們在思想理論上跟不上形勢，行動上完全處於被動，也提不出半點對中國如何發展民主的看法。安徒進一步指出，民主派在六四之後的表現，並非「先中國之憂而憂」，也不是委身於「支援民運」，而是美其名保留實力、長期鬥爭，實質上卻是在精神意識上放棄民主運動，穩固一種配合「河水不犯井水」論的「偏安」之局。支聯會年年舉辦六四紀念的純粹儀式，正好就是這種「偏安」論路線的其中一種配置。因此之故，六四紀念必須要「非政治化」和不引起爭議。六四活動也不能成為擴大民主運動，廣泛動員群眾的平台，而是要從根本處以保守主義的方式「本土化」，用來充當民主派「偏安主義」政治妥協的工具。他認為，民主派根本沒有用心把八九民主運動傳承下去，沒有把民運當中的民主抗爭精神轉化為群眾運動在本地發展的動力，而是採取「中港區隔」， 「信任基本法」效力，寄望「國際友人」的支援會永不褪色的苟活路線和綏靖政策。
11. 安徒總結支聯會和民主黨的問題核心，並不在於他們太過「大中華主義」，而是沒有推動真民主運動的決心。他們靜待中共開明派上台平反六四，以期到時收割，卻無打開局面，擴展運動的視野，反而是急速地將六四「情意結化」，乞求中共給予有這種「情意結」的香港人特殊照顧，以解港人對六四的「心結」。他認為，民主派的偏安主義已然敗績紛陳，把這些失敗扭轉過來詮釋，說他們過於外向進取中華，不務本土本業所致，是錯誤的論述。
12. 安徒在二○一三年六月十六日題為《愛國考：愛國爭論中再思陳獨秀》的文章指出香港人「愛國主義」的複雜性：
六四在香港所產生的意義，既有與八九民運中的「民主運動」相繼之處，但畢竟不完全是同一件事。香港人當年支援民運所產生的複雜「民族主義」轉向，也不能用簡單的「愛國主義」去理解，而是需要置放在香港本身戰後的「去殖民」及「去冷戰」脈絡。
「去殖民」所指的是，殖民者在香港長期培養的「非政治化經濟人身分」在八九民運前後被打破了。就像當年巴黎五月風暴的一個多月，香港人在八九年的四月至七月左右，獲得一種從常規下突然解放，充滿使命感地、理想地、無私地、也天真地活過，因此，六四也成了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去冷戰」所指的是，香港人首次地在既不為共產黨，也不為國民黨雙雙壟斷的民族話語中，以自由人的身分去定義民族，投入一個真正是想像的「想像共同體」當中。這一種「愛國」當然也不是「愛」一個實體之「國」，也不是完全的臣服在夢幻的民族族群訓導中。而在往後一段長時期仍然縈繞不去的「留港」與「離港」的掙扎中，也體驗出一種香港人與自身文化民族身分有距離的反思和自覺。這種香港人特有的主體經驗，靠近更多的主體「啟蒙」而非族群的「救亡」。
13. 總括而言，其實兩種印象並沒有根本的矛盾。一九八九年的香港人確實很關注大陸民運，六四鎮壓後，廿五年來港人持之以恆的悼念，也許反映出某種中國認同的真誠。但若林濁水認為香港人的中國認同十分強烈，就未免過於簡化。另一方面，以民主黨為核心的支聯會，在八九民運開始時落後於形勢，卻又來搶奪運動領導權；在六四屠殺後，支聯會誤判形勢，把「三罷」取消，導致民氣潰散，未能轉化為本土民主抗爭的力量；此後更「食盡六四老本」，利用六四紀念，同時排擠進步民主力量和本土意識。可以說，支聯會的偽善，以及把香港的民主運動和本土運動引向錯誤方向（例如北京政權指香港特首要「愛國愛港」，泛民政客爭相強調自己也愛國），這才是本土派的批判重點。
14. 正如安徒所言：「有人認為是香港人本土意識的上升，所以產生要和『六四』切割的情緒所導致，然而如果你細心追蹤這些要大力衝擊六四晚會及其主辦組織支聯會的言論，你就會發覺，他們真正想與之切割的，只是一直把持着六四話語的民主派。」
15. 支聯會偽善唱高調，高喊「結束一黨專政」的同時，民主黨卻猥自枉屈，消極退縮，散播「大陸無民主則香港無民主」之說。香港本土派的進路，自然就是回歸真實，承認大陸積重難返無藥可救，港人自顧不暇愛莫能助，同時走一條既腳踏實地、又合乎人間道義的拒共路線。對待六四問題合情合理的出路，感性上應是本著物傷其類的精神，堅持悼念中國八九民運的死難者，理性上應將六四慘案視為一場人道災難，以海牙「國際刑事法院」的標準，更是「反人類罪」，而這些罪行，至今未止。我認為將來的本土派悼念六四活動，應以此為基調。
16. 香港政論家練乙錚在6月2日的文章《香港的「六四」．梁特的「私事」．藍綠抗中》，指出今天香港處在政改關頭、佔中前夕，解放軍兵臨城下，不停演習、耀武；梁特、警方、律政高層，更不斷釋出強硬訊息，相互配合。他們為今年在香港集會紀念八九六四的重要時義：制止中共的獸性在港出籠、喝止解放軍駐港部隊那蠢蠢欲動的屠殺港人意念變成行動，保護佔中公民抗命者的人身安全，這是今年八九六四本土化的首要具體目的。練乙錚的見解，其實與本土派的見解可以相輔相成。
六、台灣「太陽花運動」對香港政制發展的啟示
1. 太陽花學運期間，網絡曾經廣傳「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我是香港人，請台灣踏在我們的屍體上，想你們的路」等圖片信息。台灣反對「服貿」，即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令港人想起香港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而這安排也就是「自由行」，令香港不得安寧，租金狂升、小店關門、每天被大陸客逼迫的安排。香港人對台灣的支持，是出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2. 太陽花學運之後，台灣人抗拒中國、保衛台灣的意識高漲。對馬政府及國民黨而言，現時是「禍兮福之所倚」。○八至一二年兩次大選時，中國大陸賬面經濟數據強勁，成「超日趕美」之勢，對大部分台商及部分台灣選民有吸引力，馬英九的大陸政策是有民意授權的。不過，經過六年的實踐，台灣人逐步看到馬英九的兩岸政策，無法抵擋來自大陸的強大衝擊，台灣的社會和經濟逐漸「淪陷」。近年中共領導層換屆，引發激烈權力鬥爭，習近平坐穩權力寶座後，以「除惡務盡」的強勢手法治國（中共對香港已收起笑臉，主導政改更是毫不避忌），同時中國大陸經濟出現硬陸勢頭，以上因素令台灣民眾對大陸變得極不信任，對「西進」投資機遇也不再盲目樂觀，馬英九的民望此時已是江河日下，統治的正當性受到質疑。
3. 台灣太陽花帶給香港人三項啟示。
4. 第一項啟示。學生的反服貿抗爭期間，運動內部出現鷹鴿兩派路線之爭。鴿派主導運動，強調和平理性，鷹派不滿對峙僵持，三月廿三日晚自行佔領行政院，引來翌日凌晨鎮暴警察強力驅離。鴿派學運領袖陳為廷及林飛帆，並無與鷹派劃清界線甚至譴責，陳林等人把矛頭直指警方濫用暴力，並諒解鷹派的直接行動。好些香港社運及泛民主派中人，平日反對本地進步民主派的衝擊行動，卻親身前往「太陽花學運」現場「朝聖」、「打卡」。他們要學習的，是台灣學生領袖的恢宏器識！
5. 第二項啟示，就是從本土體現台灣人的尊嚴。從太陽花運動的眾多文章可見，運動所反映的主流意識，是台灣人愛護自己家園甚於眼前的經濟利益，儘管服貿帶給台灣人的經濟利弊還是未知之數。
台灣反服貿期間，一篇署名petercilee的文章《對不起，不再袖手旁觀了──一位企業主眼中的服貿》引起廣泛共鳴。文章中，這位台灣老闆表示自己將會是服貿協定的獲益者，但他不忍心見到台灣沉淪，因為這是他的家園，他支持學生反服貿抗爭；這篇文章代表一種反全球化的論述。
即便從不反對全球化的角度出發，也有台灣有評論文章指出：「當台灣沒有走進大陸之前，沒有人說台灣鎖國，因為當時的台灣是走向世界的。現在台灣走進中國，反而忘了全世界。以前經貿官員談自由化和國際化，就是走向世界，現在他們談自由化卻是要把台灣鎖進中國。就是因為這樣，才會有太陽花了。」（《走進中國，忘了世界》，江春男，台灣蘋果日報，2014年04月10日）
連台灣經濟評論者謝金河也提點台灣企業家：當台商把生產基地從台灣移走，努力地為中國拼經濟，留給台灣的卻是高失業率及低薪噩夢，那就應回頭想想，要否像台積電（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那樣，把機會留給台灣。（《張忠謀給大家的一堂課》，謝金河，台灣蘋果日報，2014年04月5日）
香港過去的CEPA和自由行，就是香港人只著眼於短期的經濟利益，而放棄香港吸引國際旅客的城市特質，以至今天大陸自由行的暴發戶擠滿街頭，世界各地的旅客就望而却步了。
6. 第三項啟示，就是台灣本土民權運動的復興。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是網絡發動、由下而上的全民運動，民進黨因為選舉顧慮而對運動並不熱衷，黨內頭面人物到場「抽水」甚至被學生冷待。反對服貿的不僅有學生和年輕人，也包括可以從兩岸服貿協定中獲得利益的人士，這是台灣本土追求自主的體現。
香港評論家李怡指出：
太陽花學運的退場，是因為立法院長王金平同意先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再逐條審議服貿。這是學運的近程目標。但學生還提出遠程目標，就是召開公民憲政會議，降低修憲、罷免、創制和複決（公投）的門檻，盡量實踐直接民權，把類似應否廢核、應否與中國簽訂政治協議等困難議題交付公投解決。同許多西歐國家一樣，台灣也發現代議制的危機，包括議員的惡質，嚴重的投票缺席率，議事立法水準低落等，因此提出加進直接民主（公投）、半直接民主（民調與「人民會議」）等元素，讓公民可藉這些方式獲得決策權。
台灣學運提出這與時並進的西歐最新民主趨勢，要把台灣民主推向前。而香港，還在普選的公民提名問題上向中共港共力爭。普選沒有譜，泛民參與上海行也沒有共同方案和策略。台灣的民主運動，已走在香港民主目標的視野之外了。
7. 旅居美國的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對學生的第一訴求「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廣泛要求公民參與」擊節讚賞：「這次公民抗議是一場保衛並提高台灣民主體制的運動……人民固然可以通過運動而鞏固其公民的權利，政府也可以因為『聽到人民的聲音』而提高其民主的素質。」
以上的訴求，雖然未得民進黨響應，但與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召開國是會議」的訴求相同，薪火相傳，學生團體往後應繼續主張「直接民主」，鼓勵公民政治參與，彌補「間接民主」之不足！
七、全民制憲，重新立約
1. 香港的政制困局，主要有兩方面，其一是所謂民主派太過軟弱無能，其二是法律界人士未有在政治哲學的高度，批判《基本法》由制訂過程到具體內容都有違公義。
2. 政改談判未開始，泛民已經迫不及待，拋出五花八門的「讓步方案」。政改諮詢在去年十二月四日啟動前一年，各方陣營的法律界人士都有提出方案，但全是遷就中共設下的框框。不論是親建制的胡漢清及陳弘毅，或泛民的陳文敏、湯家驊，以至最早曝光的李柱銘，全都接受提名委員會。本人提出的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公民提名及二○一六年普選立法會主張，卻被大部分泛民打成「異端邪說」。只有公民提名一項，仍有學民思潮及一些進步民主派人物繼續堅持。
3. 一月八日「真普選聯盟」提出「三軌方案」，「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卻都要經提名委員會確認。泛民主派猥自枉屈，消極退縮，顯然是為了確保提名委員會的權力不受影響。
4. 一月二十九日，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撰文（在多份報章同時刊出），指《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條文清晰，強調提名委員會擁有實質提名權，若任何提名方法（「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繞過提名委員會的提名程序，或削弱其實質提名權，都可能被認定為不符合《基本法》。
5. 三月三日，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報章發表文章，把「真普選聯盟」的「三軌方案」歸類為「口號式意見」，意味北京已全盤否定泛民訴求。三月五日晚真普聯的例會，應向公眾交代，是選擇妥協還是拉倒？結果他們卻宣布去信湯家驊、郭榮鏗、莫乃光及梁繼昌（湯去年自行提出特首普選方案，其餘三人和應）四名立法會議員，要求他們「歸隊」支持真普聯方案，隻字不提林鄭文章，轉移視線。
6. 三月六日，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發表所謂「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的「原則性談話」，指政改要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不能「另搞一套」，不能架空提名委員會，還吹噓他們的一套才是「真民主」，港人的民主訴求是「賣假貨」。
可是三月九日戴耀廷及鄭宇碩的反駁，語氣軟弱，戴說爭取符合普世標準的普選，乃依據《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認為北京強硬言論只屬「期望管理」；鄭表示張德江的「一個立場、三個符合」原則可以接受，只是反對篩選。
7. 三月廿二日，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北大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在一研討會表示，不論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公民推薦或政黨推薦方案，全都有違《基本法》立法原意，如繼續堅持，即等同「打民主的旗號，鼓動民眾同法律相對立」。同場的林鄭會後形容饒的言論「有一錘定音的效果」，記者追問政改諮詢是否再無討論餘地，她指提名委員會的人數及組成、提委會以怎樣的「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以至特首普選候選人數上限等，仍有「討論空間」。
8. 消極退縮的泛民主派對中共強權，天真地試圖講道理，又一直不願否定《基本法》，幻想可按照其遊戲規則爭取雙普選，以為對方同樣也會依從，不肯面對今天「京官三個口」的殘酷現實。民主派支持者若對他們仍有幻想，恐怕明年只會得到一個「中國特色」的「真貨」鳥籠特首普選！
9. 北京要操控香港特首選舉結果，不外乎是透過限制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式及提名程序。根據《基本法》（第45條），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需經過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產生。但何謂「廣泛代表性」及「民主程序」呢？此等言辭含糊，任由權者肆意闡釋。以提名委員會組成為例，文件中的3.11段清楚表明只可斟酌於提名委員會之結構及產生辦法，言下之意已完全否定公民提名之可能性，這究竟是哪門子的諮詢？
10. 《基本法》〈附件一〉指首屆特首選舉委員會「具有廣泛代表性」，組織結構卻是徹頭徹尾的小圈子，第四十五條內又形容「最終」普選特首的提名委員會「有廣泛代表性」，舉一反三，屆時提名委員會必然也會小圈子玩意，這些都是《基本法》的先天不足。
11. 起初《基本法》的草委會，過半數是有共產黨背景的大陸人，餘下絕大多數的都是親共港人，《基本法》草擬後期更遇上「六四慘案」，第二十三條的尺度收緊，草擬工作完成後，亦無經公投確認，自然不是有民意授權的社會契約。
12. 香港二十多年來的政治問題，是《基本法》的憲制地位及社會契約性質問題，香港民主派的法律界人士，卻沒有以此政治哲學的高度，批判中共多次干預港人自治的舉措，指出《基本法》的根本缺憾——當初並無市民參與，亦無公投確認，是一份沒有民意授權的社會契約。今天香港政壇的法律界人士，是謹小慎微，在中共設下的框框中尋找「空間」，樂此不疲，消耗了支持者二十多年的光陰，到頭來只爭得一個鳥籠民主，只關心在籠中有沒有資格入閘競逐，香港的民主運動，就是敗在這群人之手！
13. 台灣學生面對服貿爭議，發動群眾抗爭之餘，尚且懂得提出遠程目標，要求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盡量實踐直接民權，一切都以本土為念。香港民主派打滾近三十年，卻是這般投機取巧，不問憲政公義，背棄群眾路線，更以出賣本土為榮。面對台灣學生，他們能不羞得面紅耳赤嗎？
14. 「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公民提名，普選特首」就是要推倒重來，最直接的手段便是「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以「公民提名，普選特首」及「立法會全面直選」為公投議題，把政制發展決定權還給人民。
15. 本人將於本年七月九日，於立法會提出以下動議並付諸表決：
本會要求行政長官及問責官員總辭，由公務員維持特區政府的日常運作；並隨即組織修憲港是會議，修改《基本法》；新憲法將以《世界人權宣言》及《人權法》為基礎，準確釐定香港自治權的範圍、國防與外交事務的定義；製訂《公投法》讓港人有創制及複決法律的權利；亦製訂《政黨法》規範政黨運作及《政治獻金法》要求政黨公開所收取的政治捐獻；容許行政長官候選人有政黨背景，立法會議員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法案毋須獲得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新憲法獲港人公投通過後，舉行公民連署提名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體現「直接民主」，實現真正港人治港。
16. 從學理的角度，探討上述政治路線的正當性。
當初《中英聯合聲明》並無港人參與，參與制訂《香港基本法》的港人亦不代表港人民意，但港人也沒有積極反抗，只是逆來順受。為的是中共保證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變，及保證國防外交以外都是港人的自治範圍。這與霍布斯的《利維坦》社會契約之形成經過，大同小異。
17. 九七過後，對一般香港市民而言，香港的日常生活方式並無大變；對泛民主派而言，他們對二○○七及二○○八年普選特首及立法會的空泛承諾，仍有一廂情願的期望。但二○○四年「四二六釋法」，否決○七○八雙普選，令大部份民主運動支持者的合理期望落空。單從這一點，已經違反了當初的社會契約。
18. 今天中共已扭曲成一個以掠奪人民為己任的貪腐集團，沒有合理地保護人民的基本權益。若香港繼續大陸化，亦快將步其後塵。以最保守的社會契約論標準，中共及港共都不是合法政權。
19. 本人主張重新制憲是因為現在香港的霍布斯式社會契約，已經失效。現在需要重新立約亦不應重複起草《基本法》的錯誤，而是要以洛克及盧梭的精神為本。
20. 這個主張亦非新鮮事物，最近在二○一○至一一年埃及革命，穆巴拉克下台後，反對派與副總統蘇萊曼之間也展開對話，蘇萊曼最後同意設立一個憲法委員會，研究憲法改革。二○一一年二月，憲法委員會(Egypti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committee)成立，成員包括最高憲法法庭的法官、埃及國內的法律學者，及反對派內的法律專才。修憲後的新憲法在同年三月全國公投通過。二○一一年尾至二○一二年初，直選埃及議會。二○一二年五月，直選埃及總統。
然而，埃及模式有其局限，反對派內的法律專才只有穆斯林兄弟會代表一人。今天香港政治形勢複雜，委員會內應有各方直選民意代表。制憲委員會內的法律學者及現任或退休的終審法院的法官，其人選亦應以尊重普通法精神及普世價值為主導。
21. 本人建議重新修訂《基本法》的重點，應把《世界人權宣言》及《人權法》定為新憲法之最高法律依歸，其重點寫進新的憲法的首數項條文之內，一如美國憲法中的《權利法案》，之後是準確釐定香港自治權的範圍、國防與外交事務的定義，特別是人大釋法，應嚴格按照原《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的程序執行(只可由終審法院提請)。
22. 最後制憲委員會亦應訂立「政黨法」及「政治獻金法」。特首候選人可以有政黨背景，同時恢復立法會議員之私人提案權，修憲工作完成後再交予全體選民公投，通過後舉行一人一票、公民連署提名的特首及立法會雙普選。
23. 本人要求重新制憲的訴求，有別於霍布斯的《利維坦》社會契約，更接近洛克的《政府論》(新憲法通過後的雙普選是代議民主)及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公投新憲法是直接體現民主)的精神。有人說我們「搞亂香港」，實際上香港當下之亂正是源於毀棄原有的社會契約。香港人不立新的社會契約，將不得安寧，也做不了什麼「實事」。
24. 打倒梁振英港共政權及爭取民主自治大業，主戰場始終都是街頭。我們將繼續發起街頭抗爭運動，及不合作運動的群眾力量，直至一個臨界點，令特區政府以至中共政權接受現實 ── 如不把自治權交還香港的普羅市民，香港將無法再有效管治下去。我們會奮鬥到底！
黃毓民
香港立法會議員
二○一四年六月
附錄一：
《香港從來就是顛覆基地——從雙十、六四、七一到二○一二》
明報 | 2011-06-03
報章 | D08 | 副刊世紀 | 世紀．2011．黑色六月 | By 黃毓民
今年雙十，辛亥百年，海峽兩岸各自表述；大陸共產黨高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大旗，豪擲數十億元人民幣，高規格、大規模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台灣國民黨面對明年總統大選的挑戰，自顧不暇，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恐怕只是行禮如儀。辛亥革命的論述權由國民黨轉送給共產黨。
香港也有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活動，特區政府康文署搞圖片展覽、研討會；虛應了事，不是因為政治考慮，而是根本不識「辛亥革命運動與香港」這段歷史。此間親共政黨舉辦紀念活動，當然是配合「北京爺們」的對台統戰需要；民主黨和公民黨兩個民主派政黨亦不甘人後，也來紀念一番。區區熟讀辛亥革命歷史，曾是中山先生的信徒， 當然不會對「辛亥百年」毫無所感； 於是每周到中學講一堂「從辛亥革命與香港看中國民主發展之路」，自覺覺他：
沒有香港，會有辛亥革命嗎？
根據歷史學者的研究，香港與辛亥革命的關係至少是：一，革命思想的發源；二，革命組織的起點；三，革命宣傳的重鎮；四，革命起義的基地。
中山先生在民國成立之後，面對專制遺毒在政治上的肆虐，有這樣的感慨：「夫去一滿洲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一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於衽席之上也，而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
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是：將民族革命（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政治革命（ 建立民國） 、社會革命（ 平均地權）， 「畢其功於一役」，然而辛亥革命除了結束異族統治，推翻帝制，走向共和，100 年來，人民的國（共和國）沒有民主！
民主在台灣已是種生活方式
二千年的「君主國」結束， 「共和國」已經100 年了（中華民國在大陸38年，在台灣、澎湖、金門、馬祖6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62 年）！ 「推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無數強暴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中山先生真是先知先覺。
中山先生及其領導的革命黨人，於1911 年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中華民國一百年來，都是國之不國，因為連年內戰，朝野政黨國家認同南轅北轍。在大陸38 年，北伐、剿共、抗戰，不是軍政，就是訓政（黨治），大陸淪共，國民黨政府遷台，生聚教訓，志切復國，國民黨繼續做其「革命民主政黨」，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國民黨一黨獨大，繼續「動員戡亂」，台澎金馬仍處戒嚴時期。民主也就只能相逢在夢中！
1986 年9 月28 日，台灣的「黨外後援會」在台北圓山飯店召開推薦立法委員候選人大會，結果出人意表，變成「民主進步黨」成立大會。蔣經國總統的反應是：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翌年（1987 年），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民進黨成為台灣40 年來第一個合法的反對黨。民主要在「共和國」出現七十多年後，才在中華民國的台澎金馬踏出一小步。
公元2000 年3 月，中華民族的「共和國」史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在台澎金馬地區出現，民進黨的陳水扁以相對多數的普選票，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台灣沒有變天，只是民主憲政開始像個樣子。公元2006 年春夏之交，陳水扁總統因家族牽涉貪瀆案件，立法院提出罷免，雖未達立法院罷免總統的三份之二多數門檻，但陳水扁及執政民進黨已失去道德性和認受性。2008 年總統大選的結果，出現了第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敗部復活，重新上台執政，台灣的民主政治開始邁向成熟穩定。
明年（2012）年初的總統大選「雙英戰」（馬英九對蔡英文），萬一國民黨敗選，台灣會出現第三次政黨輪替。民主在中華民國的台澎金馬地區不再是人民需要奮鬥的目標，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改革中國之惡政治
1949 年10 月1 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僅僅是多了「人民」二字的新國號（中華民國是Republic of China，中華人民共和國是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共和國當然是人民的國，難道還是君主國？）並不代表這就是人民的國家，相反的，是共產黨的國家，站起來的只是共產黨和一小撮極權主義者。「共和國」62 年，大半時間是人民在血河、淚海之中，30 年的經濟改革開放，改善了民生，但是政治專權較前尤甚。
13 億人民與民主一樣只能相逢在夢中！
帝王統治結束，專制遺毒未清，奴才思想陰魂不散，當下中國，仍然是寡頭獨裁統治，一國兩制的香港，一樣是「奴才當人才用，人才當奴才用」的專權管治。
1989 年春夏之交神州巨變， 「六四慘案」驚天動地，神人共憤，共產黨成為人民公敵。香港的中國人物傷其類，關懷國運民命，聲援愛國學生民主運動義無反顧。
「六四慘案」後一個多月，1989 年7月21 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一國兩制」不容破壞》的署名文章，把香港定性為「顛覆基地」，恫嚇港人不要在香港「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香港從來就是顛覆基地！
中山先生早年革命，策進革命的基地是香港，他在香港求學期間看到滿清在中國大陸的倒行逆施的惡政治，於是產生「曷為吾人不能改革中國之惡政治耶」的革命思想。今天，與中國大陸只有咫尺之遙的香港的中國人，把中國的惡政治看得一清二楚，應有與中山先生當年一樣的想法： 「曷為吾人不能改革中國之惡政治耶」。
斷港絕潢， 不見出路
2003 年七一，50 萬港人冒酷暑，上街「倒董」，要求撤回二十三條立法，人民力量令到二十三條擱置立法，三位問責局長及特首董建華相繼下台。
香港是顛覆中國惡政治的基地！
然而，22 年來， 「六四慘案」血的教訓，不但沒有喚醒高高在上的中共領導人，同樣沒有喚醒香港尊貴的民主派議員。八九民運的精神在於人民要發出良知的聲音，為民主、為公義及言論自由作出抗爭和吶喊。然而踏八九民主運動鮮血，及六四死難亡靈上位的民主黨，背棄盟友，出賣選民，放棄爭取2012 年雙普選，反對「五區公投」，與中共密室談判，支持政改方案，民主派正式土崩瓦解，中國極權主義者及其奴才，可以肆無忌憚，為所欲為，香港民主政治如斷港絕潢，不見出路。
「六四慘案」22 周年前夕，民主黨八位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劉慧卿、張文光、李華明、黃成智、涂謹申、李永達、甘乃威）、公民黨四位議員（余若薇、梁家傑、湯家驊、陳淑莊）和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支持修改議事規則，把立法會大會主席驅趕行為不檢議員的權力擴及各事務委員會主席，打壓反對力量的議會抗爭及言論自由；政府5 月17 日提出立法會議員出缺後，由獲最大餘數得票的落敗候選人補上，以堵塞「五區公投」，更霸王硬上弓地要在6 月8 日提交立法會二讀，前後不足一個月，不作公眾諮詢，緊急立法，剝奪港人投票權；選舉管理委員會就選舉活動指引提出修訂，要規管網上電台及電視，製作與選舉有關節目時，要受「平等時間」等原則限制。現在，二十三條立法可以有恃無恐擺上議程了！
人們不禁要問：如果不是民主黨向共產黨輸誠，導致民主力量潰散，特區政府又豈可倒行逆施，一至於此？
後記：
特區政府教育局要推行國民教育，讓中小學生認識祖國，那麼國民教育科老師將來如果有機會帶學生遊北京經過天安門廣場的時候，他會說些什麼呢？他會不會說： 「各位同學，在1919 年的5月4 日，當時有一群北京大學的學生，為了抗議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出賣山東權益，喪權辱國，提出『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在這裏集會，然後上街遊行，衝擊政府部門，火燒官署，毆打官員，結果被北洋政府拘捕，但懍於輿論壓力，北洋政府最終釋放被捕學生。這次事件稱為『五四運動』。」
他又會不會說： 「五四運動之後70年的1989 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學及其他高等院校的學生為了反『官倒』，爭取民主及言論自由，在北京遊行示威，在天安門靜坐，絕食，更得到廣大群眾響應。到6 月4 日的清晨，被北京政府動用解放軍清場，用機槍和坦克來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及愛國群眾。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終被極權主義者血腥鎮壓掉了。各位同學，兩次天安門事件相隔70 年，兩個北京政府，哪一個相對文明，哪一個野蠻，不是很清楚嗎？」
國民教育應該是讓學生從文化認知的角度，對本國的文化、歷史有尊嚴的自覺，而不是從道德動機灌輸愛國思想！
文∕黃毓民
附錄二：
《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黃毓民
－「本會促請政府積極處理中港予盾，並在制訂政策時需以『港人優先』為依歸」動議辯論發言稿（2013.10.30）
主席：
閣下日前在免費報章撰文[1]，劈頭第一句便說：「選舉政治會帶來的另一個不良後果，是使社會矛盾擴大和激化。打選戰的人，都懂得利用社會矛盾去爭選票。」之後便舉出「港人和內地人的矛盾成為很熱門的選舉議題」為例，衝着「本土派」而來。
「社會矛盾擴大和激化」是病徵，頭痛醫頭是治標不治本，找出病根治理才是正道。香港的病根是什麼？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名不副實、香港人在本地逐漸淪為二等公民。
九五年以來每天一百五十個單程證的名額，逐步改變香港的人口結構，多年來有不少人主張收回單程證審批權，其實在《基本法》〈第二十二條〉中，「……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其中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確定。」的條文，已初具審批權，但上週政府發表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明言，《基本法》寫明單程證由大陸審批，「不存在特區政府取回審批權的問題」，可見〈第二十二條〉徒具空文，實際的「潛規則」是來者不能拒！
踏入廿一世紀，當時香港經濟困頓，○二年六月董建華表示，香港人口不斷老化，要保持經濟的競爭力，必須制訂人口政策，以提升人口質素和保持社會的持續發展，已有開放大陸「優才移民」及「投資移民」的伏筆。
到了○三年春天，當時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代表董建華與中共商討自由行政策，京官對他說：「梁振英，你好好考慮清楚了。(我們)不是不願撐香港，只是擔心我們這邊門一打開是關不上的。日後那麼多內地遊客去香港有可能引起逾期居留、治安等問題，香港承受得了嗎？」梁「拍心口」回答道：「這些顧慮我們早就思考過了，既然中央支持開放自由行，香港會把所有準備工作都做好的。我們對香港的警察、海關、入境處的工作都有信心。」[2] 今天的結果是陸客無視公德，本地零售單一化，專為陸客服務，高昂租金帶動通脹，但到今天，梁振英依然把大陸開放自由行，當作是他從政以來的最大功績！
○八年金融海嘯時，曾蔭權聲稱要推動「六大產業」，當中以醫療及教育產業居首，把關乎港人基本福祉的事業，當作是生財的「產業」，結果雙非孕婦湧入香港，現在發展至北區幼稚園學位供不應求，本地家長苦不堪言；大專院校以「國際化」之名濫收大陸學生，令越來越多本地學生報讀大專本科及研究院無門。
董曾梁三任特首，都把大陸人口當作是「財路」，見錢開眼，毫無節制，無視土生港人的權益！
中共官媒把近年來港的大陸優才及權貴子弟，吹捧為「新香港人」，熟悉共黨史的人，都知道「新」字有對個人思想改造，或改造舊有社會的暗示[3] 。行政會議成員兼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在報章撰寫文章，建議南沙的「粵港合作區」，可發展成「小香港」，預計可以容納六十至八十萬香港人口，形同香港境外一個新市鎮，「解決香港目前矛盾最尖銳的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4]。
由於可見，中共對香港的人口換血計畫，進行得如火如荼，所謂「歧視新移民」是偽命題，真相是中共對香港殖民，九七前的土生原住民世代，必須為保衛家園起而抗爭！左翼社運人士對主張本土優先的議員扣「歧視」帽子、「下戰書」，混淆視聽，莫此為甚！
范國威議員的原議案及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本席會投贊成票；梁繼昌、何俊仁、李卓人及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加入了「反歧視」字眼的但書，給人「本土意識等如歧視」的聯想，本席會投棄權票；葉國謙議員修正案對政府政策的訴求空泛，小駡大幫忙，對本土派的攻擊的程度為各修正案之冠，與社運界的「戰書」同聲同氣；田北辰議員修正案的但書，則把原動議精神扭曲成處處為北京着想，該兩位議員的修正案，本席將投反對票。
香港人無分新舊，亦無分先後，只要具備香港永久居民身分，便是香港人，本席更希望香港人都能接受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價值觀，以保護港人的權益為先，以爭取香港自治為志，及抗拒中共的專權，這才是香港之福。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
主席，本席謹此陳詞。
立法會大會
2013年10月30日
黃毓民議員
[1] 見二○一三年十月廿八日《am730》A08版，曾鈺成的〈鈺成其事〉專欄「擴大矛盾」一文。
[2] 見二○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亞洲週刊》頁廿四至廿八，江迅著，〈 梁振英香港特首之夢 迎接普選陽光〉一文。
[3] 見二○一三年十月廿八日《信報財經新聞》A21版，練乙錚著，〈 從「新香港人」的「新」字談起〉一文。
[4] 見二○一三年十月四日《香港經濟日報》A33版，張志剛著，〈港粵拓自貿區南沙建「小香港」〉一文。
Source : http://www.yukman.hk/wp/article/5901/ | 
